东南互保意味着政治层面上自1860年以来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是之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首先说政治层面上的地方化倾向成型。1860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先后的爆发太平天国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北回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崩溃，清政府的中央权力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清王朝只能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团练兴起，曾国藩等人的崛起同时意味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
等到叛乱平定，以慈禧、恭亲王等人为核心的清朝上层统治者重回北京，他们的统治战略已经与传统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随着地方重臣权力增大，过去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虽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约，但是权力逐步增大。由于清王朝自身中央机构的腐朽，甚至可以说，以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但是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这种地方化趋势的成型，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动了近代化。
之后来说社会层面上的绅权扩张。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我们需要看到，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整个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方所投资费用仅为一亿元，而所吸收的民间资本更是只有600万元，总量仅仅为甲午赔款的一成。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士绅开始进入城市，转变为商绅、学绅，从商业、资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于民间资本。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士绅阶层在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此之前说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咨议局，咨议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设立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具有高度自治权，可以说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产物，而其中全国21省1643名议员中，士绅占到了将近八成。
首先，导致辛亥革命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便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咨议局推动的，而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被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军事上形势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有咨议局推动的便有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东南互保从政治角度而言是1860年权力地方化倾向达到成熟的标志，从社会角度而言又是士绅走向历史前台推行改革的起点，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