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福州有船厂吗
福州船政局，又名福建船政局、马尾船政局（今福州马尾造船厂)，清末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之下，船政局成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2. 福建船厂在哪里
在福建省福鼎市店下镇阮洋村
福建江南船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40.8859万平方米，其中陆域占地面积28.1093万平方米，海域面积12.7766万平方米，岸线长度1295平方米，并被列入福建省船舶工业“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福建江南船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2亿元，拟建9.8万吨级、2万吨级船坞各1座，5万吨级船台1座，以及配套设施等。建成后该公司年造船能力为30万载重吨，年修船能力123艘，新增工业产值20亿元。该公司当前正建造300吨大型造船门吊1座，挖土方160万方，完成首期舾装码头建设、3.5万伏变电器安装和线路固定、厂区内的装焊平台与堆场，以及作业区的道路硬化等。目前，公司将承接12艘新船订单，进入试生产。福建江南船业有限公司在福鼎落地，使福建船舶工业布局更加合理。
3. 福建造船厂在哪里
福州市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招聘30人，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机器造船企业，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防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2001年12月完成股份制改革为国有控股企业。
4. 福州造船厂有几个船坞组成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一、军事工业：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
1.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在安庆大观亭由曾国藩设立，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
2.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9月20日在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经始督办，并由丁日昌总办，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主要制造枪炮和修造轮船。
3.福州船政局：1866年8月19日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从事水上飞机制造。
4.北洋机器局：1867年在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设立，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兵工厂。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水雷，布置水雷用的轮船和挖河船为主。
5.兰州制造局：1869年于西安由左宗棠建立，生产弹药。
6.汉阳兵工厂：1890年在汉阳由张之洞设立，除了步枪制造设备以外还引进了炼钢与火炮制造设备，成为当时中国少有可以生产各式陆军用轻重兵器之兵工厂。
二、民用工业：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
1.轮船招商局：1873年01月14日于上海由李鸿章等设立。从事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运输业务。
2.开平煤矿：1878年在开平由李鸿章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南方地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煤炭紧缺问题。
3.湖北织布局：1888年在广州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筹设，能织原色布，斜纹布，花布等，畅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还远销海外。
5. 福州 造船
福建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等重要文化发源地和商贸集散地，福州、厦门曾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泉州曾是古代世界第一大港口。闽江口的马尾港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和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
福建：以福州、建州(今建瓯)各取一字得名。唐属江南东道，后设福建观察使，为福建得名的开始；宋置福建路；元设福建海右道；明置福建省，后改福建布政使司；清改福建省，省名至今未变。福建简称闽。
6. 福州东南造船厂
2022年1月20日(农历十二月十八，星期四)寒假开始，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二)寒假结束。202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六，星期三)开学，2月17日(星期四)正式上课。
福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福州西禅寺：全国重点寺庙之一，名列福州五大禅寺
马尾造船厂：福建省最大的造船基地;耸立江滨的千年古塔罗星塔为闽江门户标志
船政天后宫：总布局为一轴二进二院，一进为门楼，二进为供奉妈祖的中堂大殿
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原先是林则徐的祠堂，内多石刻石像，建筑古朴
福州大觉寺：全称丁戊山大觉寺，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东泰路
福州孔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琴江满族村：琴江是福建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长乐金山寺：金山寺为长乐市佛教协会旧址，自普济寺建造后佛协迁往葫芦山
马江海战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船政文化博物馆：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
罗星塔公园：始建于南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罗星塔：因位于马尾镇东南、马江北岸的一个小岛罗星山上，塔即以此山得名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全国十大森林公园之一，属于4A景区
升山灵岩寺：福州市最古老的名刹之一
福州地藏寺：是福建省最早的尼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林则徐祠堂：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乐孔庙：孔庙在城关十洋街兴贤坊，原为学宫
金刚腿：金刚腿和闽江口的五虎礁、南北龟、皇帝井等同列为“闽江七景”
7. 福州造船厂有几个船坞公司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1861 年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次战役时说， “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
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 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 -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 -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 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左宗棠(1863- 1866 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 他直到1862- 1864年才 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像曾国藩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
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15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8. 福州有哪些造船厂
明代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是清江督造船厂。
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数以百计的大型海船在南京龙江宝船厂和福州长乐建造。朱棣和郑和相继去逝后，下西洋行动中止，海船需求量大减，龙江宝船厂业务逐渐妻缩，取代其造船业中心地位的，是专造内河漕船的淮安清江督造船厂。
明朝的清江督造船厂位于淮安府山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据史料记载，其总厂在今淮安市中心有名的清江闸一带，下设京卫、卫河、中都、直隶四个大厂，共80个分厂，厂区沿运河绵延伸展，总长达23公里，可见其规模之宏大。
9. 福州造船厂有几个船坞厂家
中国大型造船企业。始建于1865年。至1949年，共建造各种舰船884艘，并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成功地试制过飞机。有职工1.5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人。(占地面积77万平方米。大、小船台6座，干船坞3座。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基础和综合生产能力扎实，能够建造、修理各类舰船和承造成套机械设备。5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和第一条5000吨货轮，6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全部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70年代建成远望号为主的六艘大型远洋科学考察船，80年代开始迈入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领域。工厂在造船能力发展的同时，修船和非船产品生产也卓有成效，曾先后制成万吨水压机，承接中国最大的葛洲坝闸门、上海和北京大型天文台回转球顶、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关键设备等工程。
一、历史沿革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辛亥革命后，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在宣统二年至民国6年间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江南造船所在同一时期间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接近耶松船厂。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的首位。民国7～10年是江南造船所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为美国建造成4艘排水量万吨级的运输舰，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民国16年后，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江南造船所，一度进行局部带军事性扩建。民国19年冬，将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制造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后建成“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而民国10～15年的6年间只修理海军舰艇74艘，平均每年12艘次。当时的所长马德骥引进西方的一套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英人毛根独揽大权的局面。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本陆军侵占，日军把上海兵工厂（原制造局的另一部分）场地划入江南造船所，并强行圈占附近民地，使全所面积增达34.3万平方米，还把南京的3家民营小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并入所内，使江南造船所的场地和设备都有较大扩展。民国27年1月，移交日本海军管理，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同年3月，又由日本海军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办，改名“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新侵占的英联船厂所属的和丰船厂与瑞镕船厂划归江南造船所。改名“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管。民国35年至1949年5月间，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排水量2734吨。其间，电焊技术开始推广，民国35年成功地建成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排水量634吨的长江上游客轮“民铎”号。江南造船所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修理了厂房和增添了一批设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对江南造船所大肆破坏，所内的3座船坞闸门上半部及抽水间、内燃机厂、第二发电厂等被炸毁；1～8号仓库全部焚毁；机器厂、外钳厂、车床厂、电气厂等大部分被破坏。全所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减轻了国民党政权破坏工厂所造成的损失，取得斗争胜利，保住了工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接管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易名江南造船厂，进入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企业概况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镇时，购置民地70余亩，建成厂房并建筑泥船坞一座和沿江码头。至光绪十六年（1891年）时，工厂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和1个工程处的近代工业企业。全局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
光绪三十一年局坞分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泥船坞1座，长325英尺；机厂1所，共有大小厂屋98间；锅炉厂1所，有大小房屋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另有剪、钻、刨等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屋共100余间，厂内附属机器有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大小车床64台；水雷厂1所，有屋19间，因废置已久，后改为储料栈房；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上述资产共值规银77.3万两。
局坞分家后，原有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坞底木桩，添置水泵等设备。改建后的干船坞，坞身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宽60英尺，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的需要。民国5年（1916年），江南造船所继续将坞身拓长，使其总长为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民国7～10年，江南造船所承造4艘万吨级美国运输舰期间，新建大船台4座，每座打桩基地长396英尺，宽36英尺，桩深20英尺，可置500英尺长的万吨船舶；船台两旁新树起重架10座，每座吊重4吨；并陆续购买民地近4万平方米，所址比局坞分家时扩大1倍以上。民国13年，江南造船所开工新建第二座船坞，次年完工。新坞长502英尺，宽61英尺，深23英尺，装备最新式的电动抽水机5台。新坞建成后，即有1艘7700吨美国商船进坞修理，因使用电动机抽水，仅耗时45分钟，为原来抽水时间的1/10左右。不久，老坞也改装为电动机抽水。民国19年后，江南造船所决定开辟第三座船坞，次年动工，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先辟长375英尺，宽89.5英尺，深26英尺，于民国23年完工；第二期又将该坞加长、拓宽，至民国25年全部落成。新坞长647英尺，宽100英尺，深26英尺，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此外，还扩建了打铜厂，添建了一座海军码头。
民国27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江南造船所，将原炼钢厂和上海兵工厂（原江南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旧址，以及从老江边路到新江边路的工人居住区一并强行占为新址，使全所面积扩大到34.3万平方米。还把位于南市的三北、鸿昌、合兴等3家民资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搬到江南造船所。在日本侵占时期，所内生产设施略有扩建。计有；船体加工车间增添300吨水压机、移动式水压肋骨弯曲器；轮机部门添置长轴车床、搪床、滚齿机以及白合金轴瓦浇铸设施，动力设备部门增添200匹空气压缩机2台，新建氧气站1所。
民国35～36年，江南造船所新建成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和第二发电厂等，还修理了原有厂房69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撤退时，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肆破坏，所内主要生产厂房和3座船坞闸门被炸坏。1949年8月，又遭国民党飞机空袭，所内生产设施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上海解放后，江南造船所职工在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的艰苦环境下，进行边抢修、边生产，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修复3座船坞的闸门。自1953年起，江南造船厂结合老厂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造机、修船、造船、电气和锻工等车间。扩建后的船体加工车间，面积由1890平方米扩大到5637平方米，1956年3月完成。5、6号船台的加固接长工程于1955年6月完工，紧接着进行3号船台的改建，该工程于1956年4月完成。新建的修船车间占地面积10230平方米，高16米，跨度24米，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车间内设有装配、锅炉、修船、钳工等工区以及钢材库、工具库、辅助材料库、变压器间、透视设备存放室等，并装置4台行车，最大起吊能力30吨；还配有加工能力较大的三星轧车和500吨水压机等生产设施。
1959年9月，遵照一机部九局的指示，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新建露天总段建造区和总段运输设施，改建3、4、5号船台。
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是1956年编制的总体初步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工程项目，于1960年7月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车间建筑面积22176平方米，厂房由1个横跨和3个纵跨构成。为适应建造万吨级船舶的需要，江南厂于1959年对2号船台进行扩建。2号船台原长174米，宽22米，扩建时在船台顶端接长53.3米成水平段。1960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这里下水。为了试制需要，经六机部同意，于同年7月再次改造，滑道接长17米，下水设计负荷提高到2000吨。1976年，又将2号船台接长的水平段加建成斜坡段，为“远望”号主测量船建造创造了条件。
1977年，3号船坞的改扩建开始施工，经过5年的紧张施工和设备安装，于1982年底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扩建后的3号船坞长232.2米，宽40米，深11.6米，可容纳6万吨级船舶在坞内修理和建造，并配备1台150吨门式高架吊车。3号船坞的改扩建完成，标志着江南造船厂已拥有建造巴拿马型船舶的重要设施。1982年起，江南造船厂再次改扩建2号船台，经六机部同意，拆除3号船台，使2号船台的拓宽有了充分的场地。此外，还建立了长6～12米，宽1～3米，厚6～34毫米，重10吨以下的钢板流水线。这条钢板流水线连续上料、矫平、除锈、喷漆、烘干，直至出料。还陆续引进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二氧化碳气体保护高效焊接等机械，成为具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老厂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江南造船厂的规模逐渐扩大，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船体平面分段流水线。具有设计、建造、修理、改装8万吨以下的各种船舶和舰艇、以及制造压力容器、港口机械、大型钢结构等工业性产品的能力。
上海解放以后，工厂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断作出贡献。1953年建成大型内河客货轮“民众”号，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潜艇，195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5000吨沿海货船“和平28”号，1965年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70年代，成功地建造以“远望”号为主的三型6艘航天综合测量船、海洋调查船、远洋打捞救生船等特种工程船队，并成功地配合执行通讯卫星、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和南极考察等任务。改革开放后，工厂率先以批量承建出口船舶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先后为罗马尼亚、挪威、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建造了30多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舶130多万吨，并以优良的建造质量和船舶性能，受到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的好评。批量建造的6.5万吨散装货船，以“中国江南型”成为中国唯一列入伦敦租船市场标价系列的国际船型。为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建造的2艘该型船舶，因质量优异，船东改名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1994年12月交付使用的、集中国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最高水平于一身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3”号，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还成功建造了大型、先进的水面舰船、集装箱船、LPG液化石油气船、三用工作船、豪华型游艇、多用途船等多类船舶。
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84年中，江南造船所（厂）共建造各种舰船837艘，计30万吨。1949年上海解放至1995年底的46年中，共造船1100艘，计340万吨，是解放前84年造船总吨位的11倍。其中，1980～1995年的16年中，造船137艘，254.3万吨，是1949～1979年造船吨位的3.1倍。解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在修造船的同时，还为国家建造了1.2万吨水压机、宝钢2030轧机中难度大的设备、葛洲坝2号大型钢质船闸、秦皇岛码头第三期工程、上海2条越江隧道的掘进机、上海和北京天文台中国最大的回转球顶、上海市政建设投钢量近1万吨的内环线高架公路、当时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上海市政建设“三联供”U—GAS煤气气化炉，以及承建的1.65万立方米压力容器、上海体育场和上海大剧院的钢结构等重大工程项目，表明了企业在船舶制造和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工业性产品上都跨上了国际水平台阶。
1980年以来，共有多种产品先后50次获国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上海市的优质产品奖，其中“向阳红10”号、“远望”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7万吨货船“世沪”号、1.28万吨集装箱“海皇·绿玉”号、2.4万吨汽车滚装船“沃乐斯夫堡”号、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等获国家金质奖。企业也获得了“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优秀管理奖（金马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上海最佳工业企业形象”单位以及连续13年获得“全国思想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江南造船厂被列为国家100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改制成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金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中全任党委书记。
江南造船厂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中共江南造船所临时组织
孟亚人
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
1949.7～1949.10
江南海
总支委员会书记
1949.10～1949.11
孟亚人
临时党委书记
1949.11～1950.4
党委书记
1950.4～1951.6
黄涛
党委书记
1951.6～1956.4
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
郝少如
代理党委书记
1956.4～1956.12
黄涛
党委书记
1956.12～1957.1
党委第一书记
1957.1～1960.2
陶力
代理党委书记
1960.5～1960.8
张浪
党委书记
1961.2～1962.1
陈华锋
党委书记
1962.5～1966.6
张震春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6～1970.9
党委书记
1970.9～1975.4
黄星
党委书记
1975.4～1976.10
胡沛然
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人
1977.2～1977.3
党委书记
1977.3～1978.8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77.11～1978.8
张绍仪
党委书记
1978.8～1983.1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2.8～1983.7
刘哲
党委代书记（未到任）
1982.8～1983.6
王存琳
党委副书记
1983.6～1984.5
党委书记
1984.5～1987.5
王德宝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5.5～1986.12
滕一龙
党委书记
1988.2～1992.2
谢中全
党委书记
1992.2～
江南造船所
林惠平
副所长主持工作
1949.6～1950.3
代所长
1950.3～1951.4
曾国晟
所长
1951.4～1952.10
黄涛
军代表兼所长
1952.10～1953.12
江南造船厂
郑重
厂长
1953.12～1958.8
陶力
厂长
1958.8～1960.8
张心宜
代厂长
1960.6～1961.2
厂长
1961.2～1968.3
陈华锋
厂革命委员会召集人
1968.5～1970.8
江南造船厂
张震春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8～1975.4
黄星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4～1976.10
胡沛然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7.5～1978.8
张绍仪
厂长
1978.8～1980.10
胡传治
厂长
1980.10～1983.4
赵福生
代厂长
1983.7～1983.9
厂长
1983.9～1987.1
孟辉
厂长
1987.1～1993.1
陈金海
厂长
1993.1～
10. 福州造船业
东吴把建业定为国都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士族胁迫
江东政权的基础是孙策打下来的，到后来孙权建立政权时，组成东吴政权的核心力量是江东士族。这些士族有很多族人在孙权手下作官，地方上，这些士族隐藏人口，控制地方经济，势力非常大，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孙权的皇帝位就坐不稳。同时这些士族全部出身江浙一带，不愿意在远离江浙的武昌（鄂州）生活，必然会影响孙权的决策，胁迫或者要求孙权搬到建业（南京），建业离江浙一带显然更近。
二、地理位置相比建业优于武昌
从地图上看，孙权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在长江以北一百余里之内，再看看武昌与建业两地的地形，武昌和建业都在长江以南，但是武昌北边是大别山脉，没有什么太大的湖泊和河流，而巢湖、太湖在建业的左右两边，像两个前出的拳头一样护卫着建业，并且巢湖和太湖通过人工开凿河道与长江相连。
如果曹魏全力攻武昌，孙权只能靠长江，且没有缓冲区，如果曹魏攻打建业，孙权可以派出水军进入巢湖和太湖，一连攻打曹魏，一边运输物资，都非常方便，所以说建业与武昌比地理位置的话，还是建业要好一点。
三、建业是东吴的经济重心
1、屯田区
东吴主要屯田区在江浙一带，比如今浙江境内的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除此之外，还有毗陵（今江苏常州）、湖熟（南京江宁区）、溧阳（常州溧阳）、江乘（今南京栖霞区）、于湖（安徽当涂）、赭圻（安徽繁昌）等等屯田区，离建业都比较近。粮食是政权生存的重要战略物资，建业离屯田区近可以就近调粮，比武昌方便，所以会在建业建都。
2、手工业区
东吴的青瓷器产地在今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青铜产地在武昌（湖北鄂州）和会稽（浙江绍兴），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离建业比武昌近，武昌只有鄂州铜绿山是制造兵器的地方，所以通过长江顺江而下运输，相对来说还是建业方便，所以会在建业建都。
3、纺织业
东吴的纺织业主要在吴地，尤其是丝绸产业，全国一半的丝绸产量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这里后来也成为中国最大的丝绸产地，主要集中在苏州、杭州、湖州、绍兴、南京、嘉兴，镇江和常州等，这些基本上属于吴郡，这里是东吴的纺织业中心，离建业比较近，离武昌很远，所以会在建业定都
4、造船业：福州
东吴的造船中心是在今天的福建省福州市，在这里造好船之后，然后沿着东南海岸线经长江再输送到沿岸各地，因为建业在下游，所以一定会经过建业，虽然武昌也有造船业，但是规模还没有发展起来，相对来说，建业更方便一些。
正是因为东吴的经济重心在江浙一带，所以建业的战略位置比起武昌来说，要重要得多，定都建业可以更方便地经营经济中心，同时再加上地理位置建业占优势和东吴政权内部官吏大多数都是江浙人，所以孙权才会定都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