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造船厂几家(福建造船业)

1. 福建造船业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

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 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

据《同治上江两悬 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

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 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 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 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 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 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 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 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

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 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2. 福建造船业发展现状

福建历史源远流长，科学文化曾盛极一时。

3. 福建造船厂

厦门造船厂是老牌国企，是福建省造船业的一面旗帜。

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地处美丽的厦门岛，注册资金25,000万元，占地50多万平方米，拥有深水岸线长1.5公里。公司主营：各类船舶、海洋石油工业装备、金属结构及其构件的制造、安装；船舶修理；电子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与咨询服务；物流服务；自营进出口。

4. 福建造船业没落

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地处美丽的厦门岛，注册资金25,000万元，占地50多万平方米，拥有深水岸线长1.5公里。公司主营：各类船舶、海洋石油工业装备、金属结构及其构件的制造、安装；船舶修理；电子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与咨询服务；物流服务；自营进出口。你虽然学的专业是建筑的（准确说应该是工民建吧？），但在厦船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厦船是厦门老牌国企，也算得上福建省造船业的一面旗帜，比福州的马尾造船厂活跃，目前厦船的订单都安排到四五年以后的了。

5. 福建造船业为什么发达

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开发的主要原因：

三国孙吴时，江南经济已得到开发。孙吴地区富庶，大批北方劳动农民逃避战乱，迁居江南，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

①无论是孙吴或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在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时发生的。说明战乱破坏社会生产力，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两次江南经济的开发，都是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增加劳动力，带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见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可使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推广，促使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③两次开发江南时，由于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相互学习，结果是加深了交往，促进了融合。

④两次都是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发。江南多水，如孙吴时就发展造船业，促进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发展水稻生产，发明水磨，推广小麦种植，在此基础上发展冶铸、缫丝、制瓷、造纸业等等。

⑤不同之处是：孙吴时，江南的开发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东晋南朝时，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6. 福建造船业发展

南宋时期造船业最发达的都城应该是福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催生了泉州市造船业的繁荣发展。

7. 福州造船业

唐中叶以后，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四年之后安史之乱（755）使得路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和中国争夺路上丝绸之路的大食人也将他主导的中古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情况下，联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当时的唐朝对外贸易的有三大港口分别是扬州、福州、广州。

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了构成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当时唐代设立市舶使，标志着中古大陆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添加，在这样一种条件变化之下中国海商群里开始崛起。

从海洋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宋代提出了“开洋裕国”宋代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国策，重视海洋贸易。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将两宋统治者的目光吸引至大海上，中国的海洋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开国初年，便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广州设置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诏令在杭州设置市舶司；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等地也设立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希望能招来更多的海外蕃商到中国贸易。宋朝制度比较合理税收制度，贸易法度严明，有力地保护商人的利益，不仅培养了本土的海商而且来华外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发展和繁荣。

在世界的历史上，元朝的版图扩张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破了阿拉伯人作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介，为欧洲人到中国来寻找才是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元代对北方海洋港口的建立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当时的元大都对于南方的日用品的需求，在路上上难以满足，所以开通了离当时元大都最近的天津港。天津就是顺着海河发展起来的。

在朝廷和民间的共同的努力之下，使得宋元时期出现繁荣额海外贸易，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主导了印度洋以东、太平洋西岸沿岸地区的国际贸易，唐宋元时期迎中国海洋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唐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发展和当时的造船技术史分不开的，自中唐之后，随着航海与外贸的发展，福州、泉州已经成了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唐代高僧鉴真最终在福州买船，才得以东渡日本，可见当时福州的造船业已经闻名海外，具有很强的远航能力。宋朝官员吕颐浩认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可见，当时“福船”的影响力。

各地个体的、零散的在海上进行贸易的活动好早就已经出现，海商作为群里的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代表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之间进行交互是在唐朝。宋代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海商向外扩展，阿拉伯商人的本人化是在宋朝开始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商群体是闽商，闽商出现在唐代中后期，并随着宋元的国家海洋政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8. 福建造船业最新情况

唐宋时期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成熟时期。

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的有效利用等等，到了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

隋朝是这一时期的开端，虽然时间不长，但造船业很发达，甚至建造了特大型龙舟。隋朝的大龙舟采用的是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方法。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联结要坚固牢靠得多。隋朝已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方法。 到了唐宋时期，无论从船舶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体现出我国造船事业的高度发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造船业的特点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船体不断增大，结构也更加合理。船只越大，制造工艺也就越加复杂。唐朝内河船中，长20余丈，载人六七百者已屡见不鲜。有的船上居然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数百人之多，舟船之大可以想见。宋朝为出使朝鲜建造了“神舟”，它的载重量竟达1500吨以上。有的大海船载重数万石，舵长达三五丈。唐宋时期建造的船体两侧下削，由龙骨贯串首尾，船面和船底的比例约为10∶1，船底呈V字形，也便于行驶。 二是造船数量不断增多。唐宋时期造船工场明显增加。唐朝的造船基地主要在宣(宣城)、润(镇江)、常(常州)、苏(苏州)、湖(湖州)、扬(扬州)、杭(杭州)、越(绍兴)、台(临海)、婺(金华)、江(九江)、洪(南昌)以及东方沿海的登州(烟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场，能造各种大小河船、海船、战舰。唐太宗曾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又命张亮率兵四万，乘战舰500艘，自莱州(山东掖县)泛海取平壤。可见唐朝有极强的造船能力。到了宋朝，东南各省都建立了大批官方和民间的造船工场。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地就年造各类船只600艘。吉州(江西吉安)船场还曾创下年产1300多艘的记录。 三是造船工艺越来越先进。唐朝舟船已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的联接工艺，使船的强度大大提高。宋朝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这比欧洲早了500年。宋代工匠还能根据船的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先制造出船的模型，并进而能依据画出来的船图，再进行施工。欧洲在16世纪才出现简单的船图，落后于中国三四百年。

宋朝还继承并发展了南朝的车船制造工艺。车船是一种战船，船体两侧装有木叶轮，一轮叫做一车，人力踏动，船行如飞。南宋杨幺起义军使用的车船，高二三层，可载千余人，最大的有32车。在与官军作战时，杨幺起义军的车船大显了威风。古代船舶多是帆船，遇到顶风和逆水时行驶就很艰难，车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是原始形态的轮船。 唐代，人们已能认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有规律德到来和结束，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成为“信风”。在利用这些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已能正确地归纳和总结出这些信风的来去规律。如义净正是借着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而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而还归中国的。同时唐代人儿你们对海洋气象有了进一步认识，已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开元年间天文学家憎一行已可以利用“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 。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献于金主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海道图的产生出现，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

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而且还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

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并已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防止渗漏致沉。由于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令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为稳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9. 福建 造船

吴泽平 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电焊班长，技师

付重先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副总经理，助理经济师

何士涛 福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技术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翁希明 福建朝日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陈清地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部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10. 福建造船业介绍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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