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中国船》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 1、椰香公主号具体是日本哪个船厂建造的,它现在是属于哪个船务公司,它具体的参数是多少?
- 2、意大利建筑风格和特点，上海建筑风格和特点，日本建筑风格和特点800字左右，跪求高手速答，急用
- 3、中西交流状况,分析，近代新状况，分析
- 4、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
椰香公主号具体是日本哪个船厂建造的,它现在是属于哪个船务公司,它具体的参数是多少?
“椰香公主”滚装客船系日本林兼造船株式会社于1986年10月建造，船舶识别号为CN19862585255。该船总长140米，船长126米，船宽20.4米，型深8米，总吨9696，净吨5041，总功率8822千瓦；空载吃水5.275米，满载吃水5.85米，满载排水量7505吨，空载排水量4834.2吨，参考载货量为1245吨，准载旅客317人；营运航区：远海。
2016年7月28日“椰香公主”滚装客船挂牌转让价946.22万元;c=indexa=showcatid=15id=833 公告未列明转让方的名称，但列明该船现已不再出航，停靠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
转让批复、评估和核准情况 ： 海国资产权 [2016]7号、海国资产权 [2016]112号、
铁定是国有资产。
至于登记在哪家公司，参考线索如下：
《海口年鉴2000》椰香公主号是海口港集团公司通过自筹和银行贷款，从日本进口当年华南沿海最先进，最豪华、装载能力最大，航速最快的大型客车滚装船，于1999年10月30日恢复开通停航多年的海口至广州客、货班轮航线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官网发布日期：2015-08-14 椰香公主号
海南产权交易所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2016年9月05日 降到851.6万元
2017年1月19日 降到572.1万元
意大利建筑风格和特点，上海建筑风格和特点，日本建筑风格和特点800字左右，跪求高手速答，急用
优秀历史建筑大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海城市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于是在新华路、愚园路、华山路、兴国路沿线出现了许多新式里弄、公寓、花园住宅等，如：愚园路愚园新村，沪西别墅，新华路、番禺路外国弄堂，华山路范园等，其形式不同，风格各异，有联列式新里、小高层公寓、独立式花园住宅。书中的虹桥路沿线花园别墅大多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建，当时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经营的佼佼者、政府官员、外侨商贾，为了避开中心城区的喧闹，在城市西郊开发建造了自己的度假别墅，这些别墅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宽敞的花园。如沙逊别墅是典型的英国乡村别墅；淮阴路200号姚家花园是参照美国建筑师莱特的代表作——落水山庄设计、还有虹桥路2310号罗别根花园等都是上乘的设计作品。境内由于大量居住人口的迁入，一些医院、疗养院、俱乐部等建筑也随之应运而生。如延安西路上海私立妇孺医院、同仁医院、美国乡村总会、伊犁路虹桥疗养院等。
新华路、愚园路、华山路、兴国路等道路两侧的各种风格建筑鳞次栉比，有英国民居、乡村别墅、德国民居、西班牙民居、法国建筑等，与道路、绿化组成的城市空间一同形成了境内特有的市井空间，成为上海城市海派建筑文化的一部分，也记录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步伐。在这之前，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化兴办书院、学校，如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现址为华东政法学院）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了沪上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还有江苏路中西女中，引入了美国学院派城堡建筑风格。
总之，境内的历史建筑为上海留下了固化历史的一部分。如今，我们正是在前人走过的历史路径上继续向前，留住这些历史印迹，留住这些历史的记忆，当人们回过头去，回顾一下以往走过的时光，无疑会产生无穷的回味，而这回味的心境一定是美好的，而且智仁者会有各自的感悟。
这本优秀历史建筑集对老上海是回味，对初入区境的朋友，也许能帮助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经营地区的历史环境有所了解而融入其中。
上海完整的建筑制
上海是建筑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宋淳化二年（991 年）上海始设青龙镇，坊市繁盛，海舶辐辏，一批建筑遗迹尚留存至今。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置县，建筑活动日盛，歌楼酒肆大量兴建。历经宋元明 3个朝代的发展，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上海城市楼宇相连，店铺林立，其中私家园林、会馆建筑成为上海古建筑中的一大特色，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初步形成繁华大都市的风貌。
上海古代建筑，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嘉定孔庙和龙华寺各建筑群格守中国传统的中轴线排列，形制完整，布局严谨；南翔寺双塔和文庙魁星阁是中国木构架结构典型，体现了古代完美的结构工艺；龙华塔和真如寺的地基处理因地制宜，坚实牢固；书隐楼的木雕和砖雕艺术精湛，形象逼真。所有这些均体现了上海在建筑造型和布局、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软土地基的处理、装饰彩绘、施工工艺方面的创造性和重要的贡献。
随着上海开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西方的建筑结构、舶来的建筑材料、外国的建筑技术渗入传统的建筑业。
清道光二十年～光绪二十一年（1840～1895 年）是近代建筑业在上海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上海租界形成了新城区，出现了早期外国侵略者的领事馆、洋行、银行、商店、工厂、仓库、教堂、饭店、俱乐部和独立式住宅等新型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多是一、二层楼的砖木混合结构的“券廊式”和欧洲古典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是对中国传统的木构架结构的第一次撞击。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这是欧洲联立式住宅与中国传统的立帖式砖木结构的结合，成为上海居民一种独特的房屋类型。这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水泥和钢框架结构的应用，清同治二年（1863年）建造的英商上海自来火房是中国第一座钢结构的建筑。
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8 年（1895～1919年）是近代建筑业在上海的发展阶段。行政、金融、商业、交通、教育、娱乐等新的建筑类型陆续出现。工业建筑出现了大跨度钢结构车间。随着上海人口的增加，里弄住宅数量剧增，钢结构得到应用，开始向多层建筑发展，出现了5层以上的大楼。清光绪二十二年所建的汇中饭店、清宣统二年（1910年）所建的英国总会、民国4年所建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二年所建的美商上海德律风公司开创了上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楼的纪录。
民国8～26 年是近代建筑业在上海发展到高峰的阶段。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大型饭店、高级影剧院，以及花园洋房、高层公寓。这一时期欧洲现代运动波及上海，从古典主义转向现代主义，钢框架结构在高层成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民国12年所建的汇丰银行大厦，民国14年所建的海关大楼标志着西方复古主义的顶峰。民国23年建成的国际饭店，保持远东最高建筑的纪录达48年之久，是现代派代表性建筑。这一阶段还有一批“大上海计划”建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自20年代筹划，民国20 年动工，民国23年初步完成。30年代还出现了诸如大新公司和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等中西合璧的建筑。这类成功的建筑多为中国建筑师设计。
民国26～38年，近代建筑业在上海处于停滞阶段。日军炮火给上海建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内战争，上海重大的建筑工程处于停顿状态。
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形成了上海近代建筑分布的特点。沿黄浦江一带集中了近代行政、商业和金融业建筑；以跑马厅为中心形成了南京路、淮海路、福州路、金陵路和西藏路的商业建筑；向西沿苏州河、向东沿黄浦江汇集着许多工业建筑；高级住宅主要集中于西区，这是20年代后租界扩张的结果。上海的华界区域，如闸北、沪南和浦东等地有大量的棚户、简易木屋和平房。据民国36年统计，旧上海共有棚户5万余户，解放前夕，全市100户以上的棚户区有322处，13万间,18万户，居住着近100万人口。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从此，上海的城市建筑掀开了新的一页。在50年代初期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的房屋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少量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对象以住宅为主。当时规划建造两万户工人住宅，以解决职工的居住问题，其中曹杨新村是解放后最早建成的工人住宅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3年开始，除续建曹杨新村外，又新建了凤城新村、鞍山新村、控江新村、崂山新村、日晖新村、玉田新村、志丹新村等住宅区。这些建筑多为2层立帖式砖木结构，以后发展为3～4层的混合结构，楼板采用预制安装。这个时期还建造了一些影剧院、文化馆、学校和具有较高建筑装饰水平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70 年代开始建造较高层数的住宅，康乐路12层住宅、漕溪北路6幢13层、3幢16层住宅是较先建成的高层住宅。其后，雁荡大厦、爱建大厦等高层公寓也相继建造。到80年代以后，高层住宅建筑的比重大幅度增长，新一代的居住区和居住楼不仅规模大，而且布局合理、造型多样、设施配套齐全。
在工业建筑方面，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投入力量改建、扩建一些老厂，如上海电机厂、上海柴油机厂。沪东造船厂、上钢三厂等。从1958 年开始，上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建筑施工的对象由民用建筑为主转到以工业建筑为主，建设了彭浦、闵行、松江、吴淞、吴泾、嘉定、安亭、高桥、桃浦等工业区。这一时期钢筋混凝土预制装配式结构大量采用，重型厂房钢结构也开始出现，如上钢三厂转炉车间、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车间等工程。从60年代到 70年代末，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大楼、具有1.8万个座位的上海体育馆、高210.5米的上海电视塔等具有较高施工难度的建筑也先后建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加快了城市建设发展的步伐。各种新型的、多功能的工业、商业、娱乐、文化、体育、住宅、办公等类型的建筑大面积建造。工业上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现代化的企业。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永新彩色显像管厂、耀华皮尔金顿浮法玻璃生产线工程、施贵宝制药厂等都在这个时期建成。联谊大厦、电信大楼、华亭宾馆、上海铁路新客站、上海游泳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影城、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等具有现代特色和各种使用功能的建筑也相继建成。同期，每年还有几十项上海市重点实事工程按期完成。许多建筑不但造型别致，装饰新颖，而且采用现代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这些建筑物的建成，标志着上海建筑施工力量的发展和施工技术、施工管理的水平。
90 年代，上海城市建设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上海建筑施工行业每年在建工程多达1万多项，其中如黄浦江三座大桥、地铁等大型市政工程、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工程、一批高耸挺拔、风格迥异的高级宾馆、浦东地区大批内资外资高层建筑工程、三资企业的厂房、遍布全市的住宅小区建设及土地批租带动起来的高档商品房、高档别墅建筑、市中心黄金地段结合旧区改造出现的多功能商务办公中心、金融中心建筑以及一些高级装饰工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成果。
中西交流状况,分析，近代新状况，分析
第一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来华洋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李鸿章（著有《历聘欧美记》）、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道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
1、《海国图志》使日本人对西方各国的史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科技外交等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比如书中记述的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对日本人改革幕府体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2、《海国图志》还为开国论者战胜锁国论者提供了精神武器。
《海国图志》内容简介
中国清代论述海防问题及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魏源编撰。魏源，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湖南邵阳县金潭（今属隆回县）人。《海国图志》有邵阳魏氏古微堂木活字本、郴州陈氏重刊足本等10种，以甘肃平庆固道署重刊本最为通行。
作者受林则徐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一书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并几经增补，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编辑而成。
全书100卷，约80万字。卷一、卷二为“筹海篇”，除说明了具体的海防战略战术外，突出强调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的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在国内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自己制造船炮，以巩固中国海防。
卷三至卷七十，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风俗、经济、政治和兵备等情况。卷七十一至卷七十三，介绍了外国教会、中西历法和纪年的情况。
卷七十四至卷八十三，介绍了中国地理概况及沿海地区形势。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五，介绍了先进的西方战舰、火器技术，并收录有《火轮船图说》《铸炮铁模图说》等科技文献。
卷九十六至卷一百，介绍了地球天文方面的知识。该书最早冲破了清代“闭关锁国”的思想禁锢，提出了晚清军事改革的早期目标，对洋务运动的出现、晚清军事近代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都有积极的影响。
关于《日本中国船》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