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2. 中国造船工业协会
中国船级社作为交通部直属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是国家的船舶技术检验机构，是中国唯一从事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业机构，是国际船级社协会10家正式会员之一。
3.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名单
中国大型造船企业。始建于1865年。至1949年，共建造各种舰船884艘，并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成功地试制过飞机。有职工1.5万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人。(占地面积77万平方米。大、小船台6座，干船坞3座。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基础和综合生产能力扎实，能够建造、修理各类舰船和承造成套机械设备。5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代常规潜艇和第一条5000吨货轮，60年代建成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全部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70年代建成远望号为主的六艘大型远洋科学考察船，80年代开始迈入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领域。工厂在造船能力发展的同时，修船和非船产品生产也卓有成效，曾先后制成万吨水压机，承接中国最大的葛洲坝闸门、上海和北京大型天文台回转球顶、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关键设备等工程。
一、历史沿革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曾用名江南船坞、江南造船所，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
同治四年，江海关道丁日昌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以4万两白银买下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又以2万两白银购买该厂的库存材料及工具。李鸿章以此为基础，将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分别在上海开设的2个洋炮局合并进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865～1905年）系制造局时期。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现址），先后建立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近代工业的雏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火生产，中国的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艇等，均始出于此。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工厂面积从原来占地4.3万平方米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13人，加上管理人员，约36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元年（1905～1912年）为江南船坞时期。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民国21年停办，大部分机器搬迁至杭州和南京金陵兵工厂，小部分并入武汉汉阳兵工厂。局坞分家后，船坞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渐有起色，过去船坞长期荒废的局面逐渐改观。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21000多吨，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吃水7.5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内外招揽，业务甚广，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的5年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量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营业额和利润猛增。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库银20万两的开办费，原定10年内分期归还，由于营业状况好转，提前4年全部还清。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民国元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江南造船所时期。辛亥革命后，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造船工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耶松船厂在宣统二年至民国6年间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江南造船所在同一时期间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接近耶松船厂。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的首位。民国7～10年是江南造船所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为美国建造成4艘排水量万吨级的运输舰，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民国16年后，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江南造船所，一度进行局部带军事性扩建。民国19年冬，将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制造飞机处并入江南造船所，后建成“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而民国10～15年的6年间只修理海军舰艇74艘，平均每年12艘次。当时的所长马德骥引进西方的一套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由英人毛根独揽大权的局面。
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本陆军侵占，日军把上海兵工厂（原制造局的另一部分）场地划入江南造船所，并强行圈占附近民地，使全所面积增达34.3万平方米，还把南京的3家民营小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并入所内，使江南造船所的场地和设备都有较大扩展。民国27年1月，移交日本海军管理，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同年3月，又由日本海军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接办，改名“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新侵占的英联船厂所属的和丰船厂与瑞镕船厂划归江南造船所。改名“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管。民国35年至1949年5月间，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排水量2734吨。其间，电焊技术开始推广，民国35年成功地建成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排水量634吨的长江上游客轮“民铎”号。江南造船所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修理了厂房和增添了一批设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对江南造船所大肆破坏，所内的3座船坞闸门上半部及抽水间、内燃机厂、第二发电厂等被炸毁；1～8号仓库全部焚毁；机器厂、外钳厂、车床厂、电气厂等大部分被破坏。全所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了“反疏散、反搬运、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减轻了国民党政权破坏工厂所造成的损失，取得斗争胜利，保住了工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接管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易名江南造船厂，进入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企业概况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镇时，购置民地70余亩，建成厂房并建筑泥船坞一座和沿江码头。至光绪十六年（1891年）时，工厂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和1个工程处的近代工业企业。全局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
光绪三十一年局坞分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泥船坞1座，长325英尺；机厂1所，共有大小厂屋98间；锅炉厂1所，有大小房屋48间，内有60匹马力总汽炉2座，40匹、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另有剪、钻、刨等机床18台；炮弹厂1所（后改为机器厂），连同打铜厂、翻砂厂等新旧厂屋共100余间，厂内附属机器有30匹马力汽机各1台，大小车床64台；水雷厂1所，有屋19间，因废置已久，后改为储料栈房；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上述资产共值规银77.3万两。
局坞分家后，原有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坞底木桩，添置水泵等设备。改建后的干船坞，坞身长375英尺，面宽75英尺，底宽60英尺，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的需要。民国5年（1916年），江南造船所继续将坞身拓长，使其总长为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民国7～10年，江南造船所承造4艘万吨级美国运输舰期间，新建大船台4座，每座打桩基地长396英尺，宽36英尺，桩深20英尺，可置500英尺长的万吨船舶；船台两旁新树起重架10座，每座吊重4吨；并陆续购买民地近4万平方米，所址比局坞分家时扩大1倍以上。民国13年，江南造船所开工新建第二座船坞，次年完工。新坞长502英尺，宽61英尺，深23英尺，装备最新式的电动抽水机5台。新坞建成后，即有1艘7700吨美国商船进坞修理，因使用电动机抽水，仅耗时45分钟，为原来抽水时间的1/10左右。不久，老坞也改装为电动机抽水。民国19年后，江南造船所决定开辟第三座船坞，次年动工，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先辟长375英尺，宽89.5英尺，深26英尺，于民国23年完工；第二期又将该坞加长、拓宽，至民国25年全部落成。新坞长647英尺，宽100英尺，深26英尺，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此外，还扩建了打铜厂，添建了一座海军码头。
民国27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江南造船所，将原炼钢厂和上海兵工厂（原江南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旧址，以及从老江边路到新江边路的工人居住区一并强行占为新址，使全所面积扩大到34.3万平方米。还把位于南市的三北、鸿昌、合兴等3家民资船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拆搬到江南造船所。在日本侵占时期，所内生产设施略有扩建。计有；船体加工车间增添300吨水压机、移动式水压肋骨弯曲器；轮机部门添置长轴车床、搪床、滚齿机以及白合金轴瓦浇铸设施，动力设备部门增添200匹空气压缩机2台，新建氧气站1所。
民国35～36年，江南造船所新建成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和第二发电厂等，还修理了原有厂房69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撤退时，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肆破坏，所内主要生产厂房和3座船坞闸门被炸坏。1949年8月，又遭国民党飞机空袭，所内生产设施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上海解放后，江南造船所职工在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的艰苦环境下，进行边抢修、边生产，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修复3座船坞的闸门。自1953年起，江南造船厂结合老厂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了造机、修船、造船、电气和锻工等车间。扩建后的船体加工车间，面积由1890平方米扩大到5637平方米，1956年3月完成。5、6号船台的加固接长工程于1955年6月完工，紧接着进行3号船台的改建，该工程于1956年4月完成。新建的修船车间占地面积10230平方米，高16米，跨度24米，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车间内设有装配、锅炉、修船、钳工等工区以及钢材库、工具库、辅助材料库、变压器间、透视设备存放室等，并装置4台行车，最大起吊能力30吨；还配有加工能力较大的三星轧车和500吨水压机等生产设施。
1959年9月，遵照一机部九局的指示，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新建露天总段建造区和总段运输设施，改建3、4、5号船台。
新建船体联合车间是1956年编制的总体初步设计中的一个主要工程项目，于1960年7月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车间建筑面积22176平方米，厂房由1个横跨和3个纵跨构成。为适应建造万吨级船舶的需要，江南厂于1959年对2号船台进行扩建。2号船台原长174米，宽22米，扩建时在船台顶端接长53.3米成水平段。1960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这里下水。为了试制需要，经六机部同意，于同年7月再次改造，滑道接长17米，下水设计负荷提高到2000吨。1976年，又将2号船台接长的水平段加建成斜坡段，为“远望”号主测量船建造创造了条件。
1977年，3号船坞的改扩建开始施工，经过5年的紧张施工和设备安装，于1982年底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扩建后的3号船坞长232.2米，宽40米，深11.6米，可容纳6万吨级船舶在坞内修理和建造，并配备1台150吨门式高架吊车。3号船坞的改扩建完成，标志着江南造船厂已拥有建造巴拿马型船舶的重要设施。1982年起，江南造船厂再次改扩建2号船台，经六机部同意，拆除3号船台，使2号船台的拓宽有了充分的场地。此外，还建立了长6～12米，宽1～3米，厚6～34毫米，重10吨以下的钢板流水线。这条钢板流水线连续上料、矫平、除锈、喷漆、烘干，直至出料。还陆续引进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二氧化碳气体保护高效焊接等机械，成为具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老厂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江南造船厂的规模逐渐扩大，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船体平面分段流水线。具有设计、建造、修理、改装8万吨以下的各种船舶和舰艇、以及制造压力容器、港口机械、大型钢结构等工业性产品的能力。
上海解放以后，工厂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断作出贡献。1953年建成大型内河客货轮“民众”号，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潜艇，1958年建成中国第一艘5000吨沿海货船“和平28”号，1965年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70年代，成功地建造以“远望”号为主的三型6艘航天综合测量船、海洋调查船、远洋打捞救生船等特种工程船队，并成功地配合执行通讯卫星、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和南极考察等任务。改革开放后，工厂率先以批量承建出口船舶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先后为罗马尼亚、挪威、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建造了30多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舶130多万吨，并以优良的建造质量和船舶性能，受到国际航运界和造船界的好评。批量建造的6.5万吨散装货船，以“中国江南型”成为中国唯一列入伦敦租船市场标价系列的国际船型。为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建造的2艘该型船舶，因质量优异，船东改名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1994年12月交付使用的、集中国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最高水平于一身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3”号，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还成功建造了大型、先进的水面舰船、集装箱船、LPG液化石油气船、三用工作船、豪华型游艇、多用途船等多类船舶。
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84年中，江南造船所（厂）共建造各种舰船837艘，计30万吨。1949年上海解放至1995年底的46年中，共造船1100艘，计340万吨，是解放前84年造船总吨位的11倍。其中，1980～1995年的16年中，造船137艘，254.3万吨，是1949～1979年造船吨位的3.1倍。解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在修造船的同时，还为国家建造了1.2万吨水压机、宝钢2030轧机中难度大的设备、葛洲坝2号大型钢质船闸、秦皇岛码头第三期工程、上海2条越江隧道的掘进机、上海和北京天文台中国最大的回转球顶、上海市政建设投钢量近1万吨的内环线高架公路、当时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上海市政建设“三联供”U—GAS煤气气化炉，以及承建的1.65万立方米压力容器、上海体育场和上海大剧院的钢结构等重大工程项目，表明了企业在船舶制造和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工业性产品上都跨上了国际水平台阶。
1980年以来，共有多种产品先后50次获国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上海市的优质产品奖，其中“向阳红10”号、“远望”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7万吨货船“世沪”号、1.28万吨集装箱“海皇·绿玉”号、2.4万吨汽车滚装船“沃乐斯夫堡”号、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等获国家金质奖。企业也获得了“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优秀管理奖（金马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集体”、“上海最佳工业企业形象”单位以及连续13年获得“全国思想工作优秀企业”光荣称号。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江南造船厂被列为国家100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1996年改制成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金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中全任党委书记。
江南造船厂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任职时间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中共江南造船所临时组织
孟亚人
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
1949.7～1949.10
江南海
总支委员会书记
1949.10～1949.11
孟亚人
临时党委书记
1949.11～1950.4
党委书记
1950.4～1951.6
黄涛
党委书记
1951.6～1956.4
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
郝少如
代理党委书记
1956.4～1956.12
黄涛
党委书记
1956.12～1957.1
党委第一书记
1957.1～1960.2
陶力
代理党委书记
1960.5～1960.8
张浪
党委书记
1961.2～1962.1
陈华锋
党委书记
1962.5～1966.6
张震春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6～1970.9
党委书记
1970.9～1975.4
黄星
党委书记
1975.4～1976.10
胡沛然
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人
1977.2～1977.3
党委书记
1977.3～1978.8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77.11～1978.8
张绍仪
党委书记
1978.8～1983.1
田钟鸣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2.8～1983.7
刘哲
党委代书记（未到任）
1982.8～1983.6
王存琳
党委副书记
1983.6～1984.5
党委书记
1984.5～1987.5
王德宝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1985.5～1986.12
滕一龙
党委书记
1988.2～1992.2
谢中全
党委书记
1992.2～
江南造船所
林惠平
副所长主持工作
1949.6～1950.3
代所长
1950.3～1951.4
曾国晟
所长
1951.4～1952.10
黄涛
军代表兼所长
1952.10～1953.12
江南造船厂
郑重
厂长
1953.12～1958.8
陶力
厂长
1958.8～1960.8
张心宜
代厂长
1960.6～1961.2
厂长
1961.2～1968.3
陈华锋
厂革命委员会召集人
1968.5～1970.8
江南造船厂
张震春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8～1975.4
黄星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5.4～1976.10
胡沛然
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7.5～1978.8
张绍仪
厂长
1978.8～1980.10
胡传治
厂长
1980.10～1983.4
赵福生
代厂长
1983.7～1983.9
厂长
1983.9～1987.1
孟辉
厂长
1987.1～1993.1
陈金海
厂长
1993.1～
4.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是谁
福建的船厂有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南造船厂、福建省冠海造船工业有限公司、福建华东船厂有限公司、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1、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市马尾区船政路3号。创办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时称福建船政。
2、福建省东南造船厂。前身为“福建省渔轮修造厂”，组建于1956年，是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骨干企业之一，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并获得英国皇家标志认可的UKAS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工厂坐拥于闻名海内外的马尾天然深水良港，占地面积20余万平方米。
3、福建省冠海造船工业有限公司。是福建冠海海运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现代中型造船企业，是福建省最大的海运企业，也是中国航运业运力排名第7位的知名企业，以海运业为主，集科研、造船、工贸、旅游业、房地产开发为一体，已发展成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公司。
4、福建华东船厂有限公司。由福建华荣海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东环船务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合资大型修造船企业。项目于2005年 5 月23日经省外经厅批准，在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于2005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公司法定地址福建省罗源县碧里。系福建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5、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地处美丽的厦门市海沧区排头片区，注册资金25,000万元，占地50多万平方米，拥有深水岸线长1.5公里。公司主营：各类船舶、海洋石油工业装备、金属结构及其构件的制造、安装、船舶修理。
5.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什么级别
钢板的平整度在钢板的产品手册里会有要求，此外钢板的国家标准里也会有要求，各个标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常见的标准有：GB8923-88
中国国家标准
ISO8501-1
：
1988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SIS055900-1967
瑞典标准
SSPC-SP2
，
3
，
5
，
6
，
7
和
10
美国钢结构涂装协会表面处理标准
BS4232
英国标准
DIN55928
德国标准
JSRASPSS
日本造船研究协会标准
国标
GB8923-88
对除锈等级描述：
喷射或抛射除锈以字母“
Sa
”表示。本标准订有四个除锈等级：
Sa1
轻度的喷射或抛射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油
漆涂层等附着物。
Sa2
彻底的喷射或抛射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氧化皮，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已基本清除，其残留物应该是附着牢固的。
Sa2.5
非常彻底的喷射或抛射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污垢，氧化皮，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
任何
残留的痕迹应仅是点状或条纹状的轻微色斑。
Sa3
钢材表面外观洁净的喷射或抛射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污垢，氧化皮，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
该表
面应显示均匀的金属色泽。
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以字母“
St
”表示。本标准订有二个除锈等级：
St2
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油
漆涂层等附着物。
St3
非常彻底的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铁锈和油
漆涂层等附着物。
除锈应比
St2
更为彻底，
底材显露部分的表面应具有金属光泽。
6.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
我觉得是大连海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钱永昌同学。
钱永昌，1933年4月生，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前身）航海系。原交通部部长。
中国航海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二届副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
7.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长级别
4807工厂主要是造船的，级别这些军队都是保密的，官网没有公布。
8.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著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