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代造船业的重要人物
尼格兰革命的故事
战争时间】公元1566～1609年
【战争地点】尼德兰地区
【交战双方】尼德兰起义军VS西班牙殖民者
【关键人物】奥兰治·威廉
【战争背景】
“尼德兰”一词意为低地，相当于今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16世纪初，尼德兰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领地。尼德兰是西欧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16世纪上半期，它拥有300万人口，分为17个省，有300多个城市。南方大城市安特卫普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与西班牙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北方的经济中心则是阿姆斯特丹，同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俄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南北两大城市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尼德兰的资本主义产生于14世纪，北方的荷兰和西兰主要经营毛麻与造船业的手工工场，南方的佛兰德尔和不拉奔则建立了毛麻、印刷、冶金以及制糖业的手工工场。不过南方毛纺织业的羊毛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依靠西班牙。尼德兰的农村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农场，但南方农村的封建关系比较顽固，远不如北方农村资本主义发达。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两个经济中心的存在，对荷兰独立战争的进程与后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方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而南方的大商人和封建主则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
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尼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国库的年收入为500万佛罗琳，其中一半来自尼德兰。腓力二世继位后，变本加厉地迫害尼德兰人民。他拒付国债，使尼德兰的银行家蒙受巨额损失；又提高西班牙羊毛的税收，使输入尼德兰的羊毛减少40%，造成工场倒闭，工人失业，同时取消尼德兰商人直接与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权利；还疯狂屠杀新教徒。尼德兰资产阶级受到巨大打击，他们要求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争经过】
1565年11月，以奥兰治·威廉亲王、厄格蒙特伯爵和荷恩大将为首，组成了“贵族同盟”。1566年4月5日，他们身穿乞丐服，向腓力二世派驻尼德兰的总督玛格丽特呈交请愿书，要求停止迫害新教徒，召开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同时又表示效忠国王。女总督不仅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还大骂他们是“乞丐”。
奥兰治·威廉1566年8月，在佛兰德尔的一些城市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圣像破坏运动，拉开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玛格丽特迫于群众的压力，宣布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赦免贵族同盟的成员。与此同时，腓力二世却暗中调兵遣将，决定派阿尔发公爵镇压尼德兰革命。
1567年8月，阿尔发公爵率领18000多人的军队到达尼德兰。他立即成立了“除暴委员会”，以血腥手段，镇压革命。此外，他又颁布了一系列反动的经济政策，企图从经济上摧毁尼德兰革命。早已逃亡在德国拿骚的威廉亲王，从1568年起曾多次带领雇佣兵打进北部尼德兰，但均被阿尔发公爵击败。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广大的工人、农民、渔民、水手和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南方丛林和北方海上分别组成了“森林乞丐”游击队和“海上乞丐”游击队，袭击西班牙的小股军队和海上运输队。
1572年4月1日，一支海上游击队占领了西兰岛上的布里尔城，成为北方起义的信号。到1572年夏，西兰与荷兰两省几乎全部解放。1572年7月，在北方各省议会上，推选奥兰治·威廉亲王为总督。到1573年底，北方七省先后解放。阿尔发公爵的镇压政策彻底失败，后被腓力二世召回，另派列揆生为尼德兰总督。
1574年5月，列揆生包围了海滨城市来登，妄图一举消灭尼德兰革命。守城军民经过三个多月的英勇奋战，打退了西班牙的进攻，巩固了北方革命的胜利。此后，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
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市民举行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总督府。10月南北代表在根特城召开全尼德兰三级会议，并于11月签订了“根特协定”，宣布废除阿尔发颁布的一切法令，重申各城市原有的权利，南北联合抗击西班牙，但仍承认腓力二世为国王。在根特协定的鼓舞下，从1577年秋季起，南方许多城市相继爆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到处打击西班牙的军队，镇压反革命分子，没收教会财产。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
1579年1月6日，南方的封建贵族组成“阿拉斯同盟”，承认腓力二世为国君，并联合西班牙军队镇压南方人民起义，进而消灭北方革命。1月23日，北方七省成立了“乌特勒支同盟”，以对抗南方贵族。1580年，腓力二世宣布威廉亲王为罪犯。1581年，乌特勒支同盟官布废黜腓力二世，正式成立“联省共和国”。南方许多城市也加入了共和国。
1584年，威廉亲王被腓力二世派遣的刺客暗杀。1585年，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根特等城市又恢复西班牙的统治。1588年因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已无力镇压尼德兰革命。1609年4月，腓力三世被迫与联省共和国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取得了胜利，但南部仍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到1648年，荷兰才正式被欧洲各国承认。
【战争简评】
尼德兰革命是欧洲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以卡尔文教为旗帜，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共同领导下，依靠广大的农民和平民群众，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完成的。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尼德兰革命有很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不得不与贵族建立同盟，因此胜利果实落到了富商和贵族寡头手中。封建土地制度没有彻底废除，也限制了工业资本的发展。革命只在北方取得了成功。
2. 中国造船史人物
中国最早的古帆船图案就在珠海，就在高栏岛的宝镜湾摩崖石刻上！
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制造舟楫，早在商代出现帆船运输。中 国是世界上造船航海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唐代对外贸易的商船 直达波斯湾和红海之滨，所经航路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那时 使用的海船具有9个水密隔舱，抗沉性好，并设有帆和舵，可利用侧 逆风行驶。12世纪初，中国首先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导航。15世纪初 至30年代，郑和率巨大船队7次下西洋，所用宝船有9桅12帆，长44 丈，宽18丈。船队大小船200余艘，最远航程到达非洲东岸现今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
3. 近代第一家专业造船厂
由晚清重臣李鸿章于186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立，当时李鸿章禀报朝廷，其奏可的名称是江南制造总局，但一直到清末，都是用江南制造局的名称，上海制造局为其别名。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江南造船前身是创建于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20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江南造船厂，1998年改为公司制企业。2008年6月，因世博会建设和自身发展需要，江南造船从黄浦江畔整体搬迁到长兴岛。
4. 中国近代造船业
民族工业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中国人创办的用机器生产的工业。洋务运动创办的军用、民用企业都应属于民族工业。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产生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造船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1865年，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建，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历史。
5. 中国近代造船先驱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6. 造船与哪位人物有关
造船拯救世界的是诺亚，在大洪水来临之前，他建造了诺亚方舟。
7. 中国近代造船事业的先驱是谁
我国第一艘常规潜艇：“深海蛟龙”
位于“冰城”哈尔滨南岗区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前身是驰名中外的“哈军工”。作为曾经的校领导，邓三瑞在20世纪50年代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持研制了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力试验潜艇，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
1954年6月，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宣告诞生，潜艇基本为国外购买并改装。
1958年，我国启动研制第一艘试验潜艇的设计。“当时我是哈军工唯一学过军事造船的。”邓三瑞回忆说。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当时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众多高校、工厂都参与到潜艇研制中来。“当时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是按照舰船上的5个部门分类设置的5科。与造船专业配套的声呐、内燃机、电机专业都被我们吸纳进来。”邓三瑞说。
历经一年的坎坷，1959年底，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力试验潜艇成功进行了水面、水下航行试验。然而，由于当时的外部客观因素，导致了这型潜艇的试验工作没有得以继续。
1971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代常规潜艇下水。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服役。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尹黎介绍，经过数十年建设与发展，今天的人民海军潜艇部队已发展成为包括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在内的强大水下突击力量，数量和总吨位比初建时期增长了数十倍，并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潜艇水下高速、长航、突防、大深度布雷等训法战法得到检验。
“对于‘中国潜艇之父’一说，我不认同。我以为叫个先驱者还可以。”多年来，邓三瑞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治学做人态度。2005年，他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授予“终身荣誉教授”称号。
8. 近代造船业的重要人物是
是日本
日本船级社（Nippon Kaiji Kyokai）的起源始于1899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Teikoku Kaiji Kyokai（帝国海洋协会）成立，旨在促进日本航运和造船业的监管和发展。该协会的早期阶段用于推广广泛的航运相关活动，与ClassNK今天所发挥的重点技术角色截然不同。
到1915年，船舶分类操作所需的结构已经准备就绪。1919年，Teikoku Kaiji Kyokai（以下简称TKK）通过与“BC”时代的三个主要船级社组成四个相关船级社，并与LR，ABS和RINA相结合，获得了国际认可。第一艘从当时的TKK获得船级证书的船是1920年的Kwanan Maru。
9. 近代造船业的重要人物是谁
允常（？～公元前497年），一作元常。姒姓。夏朝君主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春秋时期越国君主。
允常在其父夫谭死后，继任越国君主之位。允常即位后，接受中原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编织业等，尤重冶炼业，曾命欧冶子铸剑，得青铜宝剑五，工艺精良，坚韧锋利。于是国力强盛，向外扩张，“拓土始大”。至晚年，越国疆土南至句无（今浙江诸暨一带），北至御儿（今嘉兴一带），东至鄞（今宁波一带），西至姑蔑（今龙游一带），江西东北一部亦属越国。越国自允常始称王，“越王”之称始于此。允常是越国霸业活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吴越在越国北部边界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发生战争。不久双方缔约媾和。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发兵攻越，占领檇李等地。十五年，允常趁吴国兴兵伐楚、国内空虚之际，发兵攻入吴境。自此，吴越两国怨恨加深，战争日益频繁。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葬允常于会稽木客，世称“木客大冢”。
10. 近代造船业的重要人物有哪些
一、《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列强之间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中国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辛丑条约》后，列强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和主宰地位，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国势日益艰难。1902年，清政府被迫开始了所谓“新政”，试图通过一些改革的举措，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迅速成长，竞相较量。梁启超就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的一位领军人物。
梁启超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从1904年梁启超思想、活动和著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错综纷杂的社会矛盾，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动荡多变的政局风云，使32岁的梁启超思想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政治变革的方式上，受到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与现代的、民主共和的与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相互交织渗透，思想上也时常矛盾。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5）当时，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书信就指出他“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6）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逐渐由交织模糊向清晰方向过渡，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
考察1904年梁启超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体制、革命问题、法制问题、民族民主、东西方文化、经济问题、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其中以宣扬国民意识的政论性内容最为突出。并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鼓吹和宣传这一思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的武士道》、《中国民族外竞史》（后改名《中国通史》，最后定名《国史稿》）等大量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便是其中之一。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物质文明的另一面，即精神方面的颓废。因此，他认为古代东方的文明乃是极其重要的，从而加以鼓吹。他写张骞、写班超、写郑和等都是有目的而发的。” （7）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适应时代发展而孕育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时以及后人均未重视该文，没能深究梁氏当时为何写该文，而且还撰写了张骞、班超、赵武灵王、梁道明、郑昭、叶来等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这些，仅仅是梁启超研究历史人物的随笔，还是另有深意？在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的趋势下，梁启超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事件。他在《致蒋观云（智由）先生书》中写道：“《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 （8）他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附《李牧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继之发表的著述之一。在他给蒋观云另一书信中，表明他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9）分析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均是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而灿烂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与《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研究的方法和撰写的风格，以及表述如出一辙。它们都以中西对比开篇，然后是人物介绍，再进行历史考证和评价，论述气势恢弘，满怀激情，皆喻为“国史之光”。从梁启超当时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著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外竞史”研究范畴所要涉及的，“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 （10）所以，笔者认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研究《民族外竞史》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成果，它紧密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予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特定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的曲折反映。
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理念
梁启超当时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目的是以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抒发爱国思想，进而向国人宣传其政治主张。从文中内容看，主要体现了梁氏当时的三种政治理念：
（一）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激发国民意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掀起了维新国民的思潮，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鼓噪民主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培育变革的力量，试图推动中国社会革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之道，首在培养国民的“公德”，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1）根据学者的专门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他对“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关注。他积极提倡进取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和竞争思想的新国民意识。（12）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他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赞扬 “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国民气象之伟大”。（13）目的是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创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国民奋发向上，拯救国家。美国学者约瑟夫 阿 勒文森认为该文体现了梁氏“自豪和勉励”的用意。（14）黄慧珍、薛君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中认为：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15）可见，梁启超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就是唤醒20世纪初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号召国民以郑和为榜样，继承和学习他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承担拯救积弱国家的责任，创造奇迹，立足于世界。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国民思潮”兴起的时代特征。
（二）宣扬开明专制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渗透了梁启超当时极力倡导和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在他的潜意识中明王朝能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清王朝为什么不能重振昔日雄风？中国当时只有实现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就能强国富民，创造新的伟大业绩。有学者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从前一时期拥护自由主义的立场退却下来，强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权，强调有机统一和秩序，甚至一度与‘开明专制’调情。” （16）1904年，清政府在行“新政”形势下提出“君主立宪”主张，当时中国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是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保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改造国家，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论战。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积极鼓吹中国和平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即君主立宪。他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不仅论述了立宪党和革命党的关系，而且表明了态度，并发表了《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续记俄国立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行性必然性，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宜民主共和制。为此，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分析明初中国能够建造大型宝船62艘，“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17）试图从郑和下西洋创造历史辉煌来证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正确性。1904年2月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白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大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18）他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篇注文中清楚表白：“（一）本篇因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所怀抱之意见也。……（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19）由此可见，梁启超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创造的结果，以此服务于他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