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中国古代不重视海洋，是不对的。
早在公元前485年，吴国就曾经派出海军，乘坐船只攻打盘踞山东的齐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文献记载可以考证的第一场大规模海战，应该也是东亚和太平洋历史上第一次海战。
结果，以齐国海军的胜利而告终。
也就是说，在2500年前，中国人就有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舰队了。
到了秦代，中国的航海技术也就很大的提高。
谁都知道，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乘坐楼船出海，一去不回。
实际上，根据日本考证，徐福的船队应该是在日本的九州登陆。因没有找到仙人不敢回国，他们就在日本定居。
而日本的文明在这一时期，突然有了很大的进步，推测就是徐福船队带来的。
而从山东到日本九州长崎，也有接近1000公里的路线。
而且众所周知，这条航线的难度较大，经常遭遇大风和逆风，到清代这条航线仍然频繁海难。
而在秦代徐福就能到达日本，可见中国航海技术是过硬的。
而中国汉代又开发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可以达到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大量货物辗转再到欧洲。
同时，汉代三国时期，东吴就多次出动海军长距离进行军事行动，比如向北到达辽东，同公孙渊达成联盟。甚至还向东到达台湾、琉球，抓捕了不少当地老百姓回到本国。
而到了隋唐以后，中国海上力量就很强大了。
大家都听过白江口海战，当时大唐海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歼灭了日本海军。
那么，为什么好像中国不是太重视海洋呢？
主要是大陆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大陆农耕国家，一切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对于海洋没有太多兴趣。
对于他们来说，海洋只是能够提供海上贸易，对国家经济有所补充和增强而已。
但即便没有海上贸易，国家也没有太大影响，一样可以正常运转。
有人说，那捕鱼呢？不是需要控制大洋吗？
其实古代任何一个国家，捕鱼都是近海捕鱼，甚至用小舢板在岸边作业。东亚历史上，压根没有什么远洋捕鱼船队，顶多日本人有捕鲸船。但捕鲸是一种高风险职业，中国人不做这种。
所以，渔业只需要控制近海即可，对大洋毫无要求。
中国自古就向海而生、向海求富和向海图强。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历史和不重视海洋”，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不仅有海洋文明，而且很重视海洋，围绕着海洋开发的技术和实践长期领先于世界。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首先，面向海洋的地理环境。中国雄踞亚欧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自古就是向海而生。中国大陆海岸线全长18000多公里；岛屿岸线长度14000多公里。从北到南依次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东西横跨经度32度，南北纵越纬度44度。另外有渤海海峡、台湾海峡、琼州海峡等三大海峡。海域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间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岛礁。至少从区位和地理地势来看，中国的生存发展自古就离不开海洋。
（中国自古向海而生，近三分之一的国土被蓝色的海洋所包裹。）
（蓝色为中国海岸线，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达广西的北仑河口。）
其次，长期领先的航海知识和技术。航海，风险大、技术含量高。茫茫大海辨别方向是首位的，当年李约瑟博士所说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就为航海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此外船舵和水密舱，都是领先于世界，传播推广后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船舵之于船，相当于马镫之于战马，是操控方向所必备的。舵桨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出现。《说文解字》中把它们均解释为“象舟之旋”，这意味着它是使船改变航向的一种装置，这可能是关于舵桨的最早文字记录。根据对出土文物的考证，东汉时期我国的船舵装置已经相当先进了。
水密舱，在东晋时被称为“八槽舰”，利用水密舱壁技术将船体分解成了八个船舱，即便其中某一个船舱漏水，也不会影响船的行进。《义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宋书.武帝纪》也记载：“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这一技术为我国的船采用多桅多帆提供了可能。这项被中国人使用了上千年的技术，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才逐渐的被欧洲人所效仿。
从上述三个航海所必须的关键技术，就能反映出中国在航海方面的长期领先性实践。此外，在航海知识、造船工艺、船壳设计、船体操控、天文导航、海图绘制、船间通讯和防腐耐盐等航海的关键技术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基本都是长期领先。
（八槽舰。水密舱的设计优越性在于，其一是在一个船舱漏水之后，不会让影响到其他船舱的使用，其二增加了船体的强度，第三点是为船体提供了坚固的横向结构，让桅杆可以与船体可舱壁紧密连接。）
再次，持续的开发利用实践。向海而生，自古就开始了解海洋、开发海洋、穿越海洋。春秋时管仲就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用海水煮盐，鼓励老百姓下海捕鱼。尤其是海盐一项，他整顿盐业，将盐场纳入到国家管理，按照每年的收入进行纳税统计，一举将盐业转化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极大地支持了齐桓公的霸业。
（齐国东临大海，管仲充分开发利用了海洋资源，留下了宝贵经验。）
而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的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登州、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和广州等，长期是世界级大港。
（中国古代能开辟和维持长时期、远航程、大规模的“海上丝绸之路”，比较而言，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郑和下西洋，持续之久、频次之繁、航程之远、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交往之深，是空前的，很长时间内也是绝后的。）
当然，中国在航海上的惊世之举就是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此举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正如史学家所评价的，“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此诗，是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即736年作于荆州。身居内陆的诗人以“海”开头，说明大海的形象和意象，早已深入人心。）
最后，“海”的形象和意向深入人心。历史久远的《山海经》不仅有对海内外各种奇异景象的描述，还有“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更有对海外神奇物种和奇闻异事的写实性描绘。徐福童男童女渡海，表明自古国人对海的另一头是有所了解的。关于“海”的相关表述，早已深植于国人的心智模式：海枯石烂，以海的广阔和恒久象征爱情的忠贞；海晏河清，以海的平静比喻太平盛世；海内存知己，以海的豁达表达了对友谊的珍视，海上生明月，以大海的雄浑阔达为基调抒发了亲人离别的愁绪，等等。
综上，从各个维度来看，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可以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海洋开发和经营的历史。“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历史和不重视海洋”，这个判断的存在，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的封闭保守以及近代的百年沉沦相联系的。相信，随着中国“向海图强”方略的持续、深入、稳步推进，这个判断是不攻自破的。
（2018年6月12日，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调研。习近平指出，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将来是一个重要主攻方向，从陆域到海域都有我们未知的领域，有很大潜力。）
同时，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主观点，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我们与其争论“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历史和不重视海洋”是否成立，倒是更应该探究这个判断是谁告诉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怎样形成和传播的？后者反而更重要。
